香港行系列——流金岁月(无厘头文化)

发布于 2018-04-12

前言


一切有关流行的东西,其实就是能够满足自身欠缺的一些东西——你看着别人在做你想做但是做不来的事情,从而得到了一种投射、投影的满足。所以流行它本身,可以说是反映了社会的某一些欠缺。如果大家都做得到,或许大家都不稀罕,它就不可能流行。


香港,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散发着无穷的时尚气息与魅力,是亚洲的先锋城市,中西合璧酝酿出别具一格的香港流行文化。 



香港四大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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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驰:“无厘头”文化


“无厘头”来自于粤语方言,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等进行莫名其妙组合串联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目的的方式,一个人说话或者做事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但并非没有道理。


文化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最基本的要素。电影是大众文艺最普通的形式,近二十年来电影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不去追求对宇宙人生理解的永恒性,而是为工作忙碌的大众提供一种经验上的娱乐和感官上的享受。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周星驰几乎成了香港喜剧的代名词,他所特有的喜剧风格使得“无厘头”这样的一个名词真正进入了喜剧的世界,同时也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并且成为喜剧中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


无厘头”出现的背景


对于上一代来说,香港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就谈不上归属感。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具有较强的本土意思,却又与中国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大陆是香港的母亲,近在咫尺却不能关怀照顾,而英国作为香港的父亲,远在天涯却要时时控制,香港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中,不管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是在每个香港人的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无可改变的飘飘状态,造就了香港独一无二漂泊的文化状态。


在这种“无根”的飘零和迷失中,香港终究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博大的思想,人们物质世界的无限丰盈,快餐式的消费文化,暂时的理解、宣泄、精神压力下的一种喷薄的释放变为一种普遍的诉求。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来说,娱乐的狂欢近乎一种末世的狂欢,用瞬间爆发的冲击来消散心中的无奈和困惑,成了周星驰的电影带给观众最重要的精神缓释。


周星驰文化


逆境中的正能量


周星驰现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一般表现为一种平民文化,一种草根文化。


他在电影里扮演的角色都很平民化,使人看了很亲切。在他的绝大多数电影中,他无一不是扮演行走于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从来没有扮演过出入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从早期的江湖侠义枪战片中,扮演的为大哥出生入死的小混混。到90年代初无厘头起步阶段,影片《望夫成龙》中,扮演没有出息被老婆抛弃的小丈夫。影片《1991精武门》中,扮演一个右手天生神力,无所事事,但天性纯朴善良的小青年。在戏里还被元奎扮演的霍师傅唤作小朋友。再到巅峰时期,在《功夫》里,他扮演一个一事无成、小偷小摸的古惑仔,立志加入黑帮势力“斧头帮”。从“猪笼城寨”为居民生存而战发展到两派高手间的交锋,周星驰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志向,开始领悟功夫的真谛,等等。



都是些不入流的小人物,但个个有血有肉,有着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的性格,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可以说周星驰电影背后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


小人物式成功的共鸣


而无厘头则体现在周星驰所塑造的人物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爽到就好,你爽不到无所谓”,他无厘头、耍宝,但同样可以功成名就。

 

这也是很多男性表示,宁愿做周星驰,也不愿意做刘德华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把香港小姐比作Cinderella,周星驰就是男孩子中的灰姑娘,是无数香港男生所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的一个人物。



周星驰如韦小宝一样,凭着自身的小聪明与运气一直扶摇直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谓是名、利、权、色全收,享尽人生美事,是草根的华丽变身;然而刘德华是天王级的人物,栖身歌、影、视,是公认的劳模,在无止尽勤恳的工作生活中,势必会缺失一些生活的乐趣。


在快速发展的转型社会中,秩序的混乱、社会对个人要求、生活本身的压力都处于高成长期,一个人成功和创业都越来越艰难,这样的背景使人们渴望另辟路径、轻松成功的心理特别强烈。而“无厘头”文化影片里这些毫无特殊背景与才能的“小人物”对生活独一无二的诠释和无一例外的“成功”,自然令大多的香港男士都为之渴望着。


而在内地,“无厘头”称之为犬儒。犬儒主义起初的态度是主张自然、不拘俗物、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以消极的抵抗,来应对这“无法改变的世界”。



犬儒一直存在,只不过周星驰用了一个大家觉得“耍宝”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让那个年代下的人们耳目一新,其实骨子里它并没有那么新鲜。当一个民族,或者说是一个社群,推崇犬儒的时候,所有的力气对他来说都是没用的,他希望得到的是等来的成功。就像周星驰所刻画的人物,突然之间就有了特异功能一样。

 

当然,这样的一种自我释放或者自我想象,是可以减去某一些压力,但是,在消除一些压力的同时,它也会带来无力感,因为终究要回到现实的时候。


颠覆传统,挑战权威


除此之外,周星驰敢于颠覆传统,挑战权威,抨击世俗。影片《唐伯虎点秋香》中,他扮演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解元,放荡不羁,无拘无束,风流倜傥,无心于功名,与传统的彬彬有礼、儒雅气质的文人才子格格不入。尤其是公园里时装走秀那场,将传统彻底颠覆了。



影片《九品芝麻官》中,他扮演的包大人,造型奇特,满口污言秽语,与一泼皮无赖无异,全然不顾官场礼节。却头头是道,为民伸冤,毫不含糊。与传统的包青天的办案风格大相径庭。这种场面只有在周星驰的影片中才有。有资深导演说,如果换成别人演包大人,可以说这是一部烂片。看似荒诞无稽,但也不无道理,令人看后忍俊不禁,这种效果非周星驰不能演绎。



轻松、闹剧特质的文化属性与青年的行为个性相辅相成。“无厘头”文化以喜剧出现,其轻松、闹剧的特质贯穿始终,而这种文化特质,正好与青年的青春期特征相吻合。青年的特点是追求快乐,喜欢闹剧性的冒险、游戏性生存。周星驰的“无厘头”里那些所谓的 “没营养”、“浮躁”、 “表面化”、 “浅薄”、 “庸俗”、“轻浮”、“无原则”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征,在“无厘头”青年眼里,正是对陈腐的、循规蹈矩的、虚伪的、故作严肃的、故作崇高的正统和主流价值的挑战和拒绝,也是对快乐生活的一次原创,这种轻松、闹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批判、解构、游离现实社会的经典模本。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他不仅在设置情节、台词运用方面有着大胆的设计,在拍摄、剪辑等方面运用也进行了常规颠覆。如果说冯小刚是依靠对白营造笑料,周星驰则是运用情节、台词、镜头和剪辑等综合的电影元素营造喜剧氛围的。他在长镜头、运动镜头、特写的运用上都有独到之处;在挖掘电影主题方面也很另类,特别喜欢运用对比蒙太奇,他是娴熟运用各种影视艺术手法的天才。



从初期通过肢体及表情大肆地表现出所能理解的低层次幽默,到九十年代,那种内敛而又富有内涵的独特幽默,造就出了今日的周星驰,也可以说是今日的所谓的“无厘头”。


周式成功是时代应运下的产物,而今已然已成为香港喜剧的代名词,释放了那个时代下小人物内心的呐喊,如今已然成为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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